细说巴金和他的教师朋友

巴金和他的教师朋友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一辈子没有当过教师的恐怕为数不多。特别是在1949年以前，作家单靠稿费是很难生存的，一些作家即使没长期在学校担任教职，有时也得到学校兼点课，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大师以至于一般的作家无不如此。而巴金则是个例外，他“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一生没当过教师。据一些回忆记载，1936年间，巴金曾被请到上海爱国女中演讲，他深知自己不善于在许多人面前讲话，便邀请能说会道、演讲生动的李健吾同去。演讲时，李健吾果然大受学生欢迎，而巴金只讲了并不流畅的几句，而且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毫无关系的“我是四川人”。但是，巴金虽然没当过教师，却有许多教师的朋友，而且，巴金对于那些默默无闻、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的人也始终抱著崇高的敬意。

巴金那些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中，和他最亲近的是三哥李尧林。李尧林1903年出生，比巴金长一岁多。在童年、少年甚至年时期的一部分，巴金和他的哥哥总是在一起，1925年以前，不论是在四川的广元、成都，还是在上海、南京，他们总是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年轻时三哥性情开朗乐观，对巴金人生道路起关键作用的离开大家庭到南京上海求学，还是他先想出主意并向他们的大哥提出，巴金才跟上去的，巴金说自己“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后来巴金到法国也是首先得到了他的支持。1920年，他们一起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春又一起离开成都外出求学，先是考取上海南洋中学，后又一起转入南京的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夏天一起从东南大学附中毕业后，李尧林先是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后又转到北平的燕京大学，1930年从燕京大学毕业考进天津的南开中学当英语教师。1930年春大哥自杀后留下妻子和五个孩子，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李尧林就主动挑起大哥留下的担子，“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而且“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因此他终身未娶，一辈子过著清贫的生活。1939年李尧林从沦陷后的天津到达上海孤岛从事文学翻译，同时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1945年11月病逝。

李尧林逝世后，巴金把他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智仁勇女中的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后来连续几年，在清明和他忌日时都有人（学生）在他墓前插满鲜花。甚至到八十年代初，在香港、上海、北京的李尧林生前的学生还希望巴金能写文章谈谈他们的当年的老师。巴金曾专门写过《纪念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李尧林》等文，表达自己对三哥的深切怀念。李尧林的教师生涯虽然短暂，但巴金却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优秀教师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在《纪念我的哥哥》一文中，巴金由衷地赞美了李尧林这种平凡的教师工作：“你做过十年的中学教员，不少的学生得过你的益处，他们常常带著敬爱谈起你，但是你自己却喜欢谦逊的平凡生活，始终不让人把你看作青年的导师。你象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你虽然没没无闻地过了一生，可是你并没有白活。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愿意惊动别人，但是你却播下了爱的种子。再过四十年你的纪念也不会死的。……”

为巴金所敬重的另一位教师朋友是中国早期著名的教育家匡互生。匡互生曾在“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闻名，后来成为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者之一，他提倡人格感化教育，主张教育与劳动生产结合。在他创立的“立达学园”中，学生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生产活动，与教师一起参加学校管理，平等地讨论学问。郑振择、朱自清、叶圣陶都曾在这所学校教过课。巴金与匡互生并不熟，认识的时间较晚，交往也不多。但是他的不少朋友是匡互生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经常在他面前谈起“匡先生”的的事情，于是巴金也才逐渐了解到匡互生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

匡互生的家巴金去过一次，但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半个多世纪后巴金在文章中回忆说：“互生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家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安徽朋友带我去的。房里陈设简单。学生们常来找他谈话。他对他们讲话，亲切、详细。我在旁边也感觉到这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像是一位和蔼的长兄”。而那两天巴金还刚刚听到关于匡互生对待小偷的故事：学校厨房捉到偷煤的贼，送到他那里，他对小偷谈了一阵，给了两块钱，放走了，劝“他”拿这笔钱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学生宿舍捉住一个穿西装的贼，他让贼坐下来，同“他”长谈，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好好地开导“他”，后来还给“他”介绍工作。他常说：“不要紧，他们会改好的。”后来还发生过一件事，巴金的朋友伍禅（也是一位教育家）被法租界巡捕房当做“共产党嫌疑犯”误抓，巴金等人找到匡互生设法营救，匡互生一口答应，马上找他的在国民党政府中任高职的朋友李石曾写了一封保信，终使伍禅及同时被捕的两位朋友无罪交保释放。

立达学园不是匡互生一个人创办的，可是他一个人守著岗位坚持到底。他经常为学校经费四处奔走，自己生活却十分简朴。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战争中，学园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战火一停，巴金与匡互生一起赶到被炸的江湾立达学园。巴金是去找寻侵略战争的遗迹的，而匡互生则是去准备落实重建学园的计划。同年七月学园重建恢复，但年底匡互生就住进了医院。1933年春天，巴金动身去南方之前曾特意到医院看望匡互生，但匡互生的病已经很重（肠癌，动过手术，但效果不好），几乎处于昏睡状态。他们之间已经无法交谈，巴金只好望著那张带著痛苦表情的瘦脸与朋友作最后的告别，然后咬著嘴唇悄悄地退出了病房。得到匡互生去世的噩耗时巴金在广州，所以他在不久后写的散文《南国的梦》中匆匆地加进了一段表示自己悲痛心情的话：“对于这个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明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在文章中，巴金把匡互生以及追随他的学生一并称作“献身一个教育理想的人”。

巴金与教育、教师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则是在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新会，因为三十年代这两个地方有几所特殊的学校。首先是泉州的黎明高中，校址在泉州城内的关帝庙（武庙）。这所学校创办于1928年10月，梁披云任第一任校长，后来巴金的朋友卫惠林、吴克刚等都曾到该校任教。在泉州的另一所学校是平民中学，为当地热心教育的人士苏秋涛创办，刘青山、陈范予、伍禅等先后担任过校长，地址在城内的孔庙（文庙）。当时在黎明高中、平民中学两校的教师中有许多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甚至包括了日本、朝鲜、越南的一些流亡革命者。1930年八月，巴金接友人吴克刚信，南下赴黎明高中度暑假，与当时任校长的吴克刚一起生活、工作。后来吴克刚患伤寒，巴金还帮他料理了一些学校事务。除了黎明高中，巴金还于1932年
4月到平民中学小住。在三十年代初的那几年里，巴金先后几次踏上泉州的红土地，在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结识了在那里教书的陈范予、叶非英、郭安仁（丽尼）、陆圣泉（陆蠡）、伍禅、吴朗西等人，并且成为好友。1934年05月，黎明高中因演出宣传革命的话剧《出路》，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关闭；不久平民中学也被勒令停办。八十年代初，原黎明高中、平民中学等校的校友发起创办黎明学园，一九八四年又在此基础上创办黎明大学，巴金一直担任学校的名誉懂事长，并先后为学校捐赠自己的藏书十余批六千多本。

除了泉州，三十年代在广东新会县的篁庄乡也有一所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学校西江乡村师范。这所学校1932年春由上海劳动大学毕业生陈洪有等人创办，校董事会成员中的林直勉、黄凌霜、谭祖荫、黎百强等人早年皆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所学校按照陶行知、匡互生的教育思想实践乡村教育，贯彻知行合一、手脑双全的学说，提出教育革命化、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口号。1933年五月巴金曾在陈洪有的陪同下到学校参观小住五天，他十分欣赏和佩服陈洪有等人的献身精神、教育方式。1934年底西江乡村师范也因办农民夜校而受到国民党迫害，后于1936年初被迫停办。

巴金后来在《南国的梦》中曾这样称赞泉州、新会著些教师朋友的：“他们在极其贫困的环境里支持著两三个学校，使得许多可爱的贫家孩子也尝到一点人间温暖，受到一点知识的启发。他们的那种牺牲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的眼泪”。“没有充足的饮食，没有充足的睡眠，没有充足的休息，他们沉默地把那沉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从没有一个时候发出一声怨恨。他们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他们也许不是教育家，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上面，做一个尊严的先生。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当时巴金甚至表示愿把自己“的心放在他们的脚下，给他们做一个柔软的脚垫。不要使他们的脚太费力”。半个世纪之后，巴金又在《怀念非英兄》一文中怀念道：“那个时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会两地办学校。他们的年纪和我相差不远，对当时许多社会现象感到不满，总觉得“五四”运动反封建没有彻底，封建流毒还在蚕蚀人们的头脑；他们看见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耀武扬威，仿佛一块大石压在背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又象一只魔手掐住他们的咽喉。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他们中有的办工读学校，有的办乡村师范，都想把学校办得象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学校门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

泉州、新会之行后，巴金在许多文章中谈到了那些新结识的教师朋友。他赞美他们的献身精神，也赞美他们所献身的教育事业，其中，给巴金留下最深刻印象、他后来谈的最多、最详细的恐怕要算是叶非英。叶非英是广东人，巴金本来与他并不认识，1930年08月到黎明高中后的第三天，叶非英也从广州到该校任教，据说开始时还是个非正式的“兼课教员”。这一次见面巴金和叶非英接触不多，叶给巴金留下的印象是“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总是穿著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服装干净整齐”。一年多以后巴金再到泉州时，叶非英已是平民中学的“主持人”（据说叶非英注重实际的工作，始终不愿意担任什么校长之类的职务）。巴金看到的是“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他患了病，却不认真治疗，只是把全身心扑在学校的工作上。学校办得有生气，但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这一次离开之后，巴金应叶非英的要求，还捐了两箱书给平民中学。又过了一年，巴金第三次到泉州，学校又有了发展，但叶非英的健康更差了。巴金在从厦门乘船回上海时，把未用完的旅费托朋友转交叶非英，希望他一定治病。但不久后巴金得到的消息是叶非英把那笔钱拿去帮助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又听说他带了20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正因为这样，巴金很佩服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在《黑土》一文中戏称他为“我们的耶稣”。解放后叶非英加入了民盟，在广州从事中学教育工作，生活依然很节俭。他终生未婚无子，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后被送到劳教场劳动，六十年代初在服劳役时死在田头，死时口中还咬著充饥的猪食地瓜藤。1986年，八十多岁的巴金在《怀念非英兄》中充满深情地写到：“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

在泉州结识的教师朋友中，还有一位对巴金的思想与创作产生过交大的影响，他就是生物学家、教育家陈范予。陈范予原名陈昌标，“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爱好文学，曾与汪静之、冯雪峰等人组织“晨光社”，从事诗歌创作。1926年在厦门任《民钟日报》副刊编辑，后来参加立达学园的工作，曾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江湾立达学园高中部任教。1930年春到黎明高中任校长，后到平民中学任校长。1932年到立达学园任农教科主任。著作有散文《生命之快乐》《战士颂》等、译著《科学与人生》《达尔文》《科学方法精华》等。巴金是1930年在黎明中学认识陈范予的，巴金在黎明中学住了一个月，一次发烧，是陈范予照料他，才得以康复。陈范予崇尚科学，他的生活哲学与科学、宇宙是分不开的。巴金和他在一起，白天在显微镜下观察动植物，晚上在露台上看星空，畅谈人生理想。陈范予的知识面很广，巴金从他那里懂得了不少生物学知识和怎样务实地工作。后来二人互相关心、鼓励、期望、扶助，友谊达12年，直到陈1941年
2月去世。陈范予一生热爱生活，歌颂美、爱、人生，临终还在写《理想社会》的文章。陈范予是患肺病贫困而死的，病中受到很多的折磨，这成为巴金以后创作《寒夜》时塑造汪文宣的素材。1941年
6月14日，巴金在病中作了《忆范兄》，
8月又作《死——纪念范予兄》，对陈范予工作、思想给予了高度赞扬。在《忆范兄》一文中，巴金充满深情地写道：“在你这里我看见了那无穷大的世界，在你这里我也看见了那无穷小的世界。我知道人并不是宇宙的骄子，我知道生命无处不在，我知道生命绵延不绝。你的生活哲学影响了我的。你的待人的态度也改变了我的。倘使我今天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响，则我将成为一个忘恩的人而辜负了亡友的期望了”。

当然，巴金对泉州、新会两地的教师朋友的赞颂之中包含了他的某种社会理想寄托的感情因素，但也带有对他们那种崇高人格和敬业精神的崇敬。如果失去这种人格与精神，巴金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崇敬。在那些教师朋友中，曾经有人后来到河南任教，“有一次他从河南带了他自己教的一班学生，到江浙来参观，那些师范学校的学生拿了教育厅和县里的津贴在苏州买了大量的香粉，回去打扮他们的妻子”，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巴金就在文章中表示了对他的不满。

原载《教育世界》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