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关于“四老”研讨会

关于“四老”研讨会

那一次，我们没见到巴金——关于“四老”研讨会的记忆

我是由于投稿得到四川将召开有关巴金的研讨会的消息的。1982年春，我把已提前完成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关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寄给了四川省社科联和四川省社科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同年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北部山区新办的南平师范专科学校当教师。到南平师专不久，我收到了从母校转来的刊物采用通知以及编辑部万本根先生的信。但大约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论文一直未见发表，我写信与万先生联系，他回信说，有关的论文比较多，所以拟另结集出版（《四川现代作家研究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并告诉我1984年将在四川成都召开巴金、沙汀、艾芜、阳翰笙创作学术讨论会（后被简称为“四老”讨论会），并邀请我届时参加。四老中巴金、沙汀和艾芜都是1904年出生的，阳翰笙（1902年生）则年过八旬，选在1984年为这四位川籍现代作家召开学术讨论会当然意义非同一般。

文革结束后，在经历了密集的为大量现代作家、艺术家平凡昭雪、骨灰安放仪式或追悼会的时期之后，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正以不同作家的研究为重点全面深入地展开。同是1904年出生的丁玲的学术讨论会1984年
6月已在厦门召开，丁玲本人还出席了开幕式与闭幕式……。但是，从1983年转眼到了1984年，我一直没等到会议确定具体开会日期的正式通知。情急之下写信向万先生了解详情，万先生说会议推到1985年。

之所以急切希望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我从普通的大学生变成了小大学的新老师，但同时也由繁华的都市沉入到宁静而偏僻的山村；读大学时可以不经意了解到的各种社会文化资讯，一下子全没了，文坛动态、学术资讯、清除精神污染形势以及围绕《随想录》发表等等的相关资讯都只能从报刊上了解。另一方面，在上海读书时没见到巴金，这时却特别想见了。既然在四川召开讨论会，他应该也会像其他作家一样出席。

好不容易到1985年四月下旬，总算等来了
5月22日至28日在成都举行四老会的正式通知。但学校方面对刚从大学出来两三年的年轻教师参加这样的会议似乎很不支持。几经周折，领导最后总算签字同意。那时福建没开成都的直达列车，又由于时间紧迫买不到卧铺车票，我只好买一张四六次快车的站票到上海站中转，在经三个白天四个夜晚的火车行程后总算到达成都。

05月22日四老会如期在成都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一百余人，收到论文八十多篇。在开幕式后的大会发言中，匆匆从北京赶到的陈丹晨系统地介绍了海外巴金研究的动态，先期到达的李存光则重对1977年以来国内巴金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大会之后按研究物件分组交流讨论。巴金研究小组不仅人数多、论文也最多（三十多篇），而且交流讨论特别热烈。大家比较集中关注的论题是巴金早期的思想、巴金创作的艺术特色，以及《家》、《寒夜》等主要小说。刘思久的长篇论文《谈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依据较为充分的资料，提出鲜明、尖锐的观点，特别引人注目。巴金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单就《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的论文就有多篇。

我提交的论文是后来收到《巴金研究论集》中的那篇《〈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异同论》。到达的当天晚上，负责会务的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廖全京、李庆信到我住的房间找我，说是想安排我大会交流时发言，问我能否用普通话而不是福建话到台上讲讲（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一切比较闭塞，不同地方的人交流不多），我说我只能用这种带福建腔的普通话发言，他们说按我们交谈时说的话读论文，他们能听懂。但最终，我还是由于胆怯没上台。这事连同第三届研讨会时，我和周立民兄一起参加搬桌子，后来都曾被李存光老师当成笑谈，告诉了和我一起参加第七届研讨会的我的学生。

在这次会议之前短短的几年内，现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先后成立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作家的研究会，所以，巴金研究一组中也有不少代表提议成立全国性的巴金研究会。但后来大家取得共识，认为学术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全国性的研究会，而在于有没有不断拓展、深入的实际成果，所以不必急于成立什么研究会，而应加强学术交流与联系，争取两三年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以推进巴金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除了大会代表的通讯录之外，巴金研究一组的代表们又特意另外签名一份“巴金研究工作者通讯录”（那时没复印的条件，通讯录后经复写，人手一份）。并且初步商定，争取两三年后在巴金的祖籍地嘉兴召开首届研讨会。

巴金研究小组的代表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是参观巴金的故居。虽然据张耀棠发表于《当代文坛》第四期上的文章《巴金故居考实》，大家都知道故居已不存在，但按张耀棠绘制的《巴金故居复原略图》寻找，那株仅存的桂树还是成为不少代表摄影留念的背景。

许多与会者既是巴金研究者，又是巴金读者、崇拜者，所以也都很关心巴金为什么没回四川，会不会在闭幕式时赶回参加。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牟书芳老师也是坐了几天火车赶来的。她说，上火车前的那个晚上一直在床上翻来翻去，老伴说明天要出远门，怎么还不快点睡？她说，一直在想就要到巴老故乡开会，巴老一定也会回成都，很快就可以见到巴老了。所以那一夜她根本就没睡著。牟老师说著说著，眼里还饱含著激动的泪花（后来我读到她的《巴金研究纵横观》一书的后记，又想起她这一次的发言，印象真是太深刻了）。许多代表的心情都和牟书芳老师一样，所以虽然从各方面的资讯看，巴金一定不会回成都了，会议期间《成都晚报》也已发表了专访巴金的文章《我很想回成都》，但代表们总还是期待奇迹的出现。因为26日下午，沙汀不顾体弱多病，从北京专程飞回成都，并且将于28日上午出席了的闭幕式。

但这一次巴金还是没回成都，我们最终还是没见到巴金。

巴金最后是在1986年回成都的，而这次会上酝酿召开的“巴金学术研讨会”最终也不是在嘉兴召开。1989年11月，经多方努力，“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许多研究者终于在这次会议期间拜访了心慕已久的作家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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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摘录：

《关于“四老”研讨会》

《巴金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怀念肃珊》赏析

《二十年巴金学术研讨会散记》

《家》的版本比较分析

《精神漂泊者的灵魂独白》

《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

《巴金创作风格的演变》

《论巴金的革命叙事与泉州三十年

代的民众运动》

《泉州民众运动中的黎明高中与平

民中学》

《巴金三次福建之行时间考》

《巴金和他的教师朋友》

《走近世纪巴金——巴金与20世纪

中国读者》

《巴金的人格精神与文学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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