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亲家到形同陌路 王国维与罗振玉断交始末

从王国维子女和其他亲友的回忆中，都可以看出，任教清华研究院的两年多时间（1924年4月——1927年6月）内，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景况最好的时期，同事相处和谐、研究环境惬适，又是家和人气旺，生活安定。

这时他正值“知天命”之年。前妻莫氏所生三子均已长大成人。长子潜明已成家立业，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即1919年9月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上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从王国维这一面来看，当“误会”发生之初，眼见罗氏亲家带了爱女孝纯先行返津，虽至为难堪，甚至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

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

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王国维返京以后，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因为罗氏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氏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罗守巽老人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

这话不无道理，但只是一方面。如果寻常百姓，所谓“争吵无好话”，无非说些气话、过头话，一时伤了感情；罗、王则不同。他们两位皆饱读经书，是经纶满腹的学者，一旦争起来，就不同寻常了。罗氏敏锐地觉察到，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吗？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他岂能不火冒三丈！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当然，小女儿孝纯是罗家的掌上明珠，罗氏痛其年轻守寡；但是，王国维难道不更悲痛？事后冷静下来，尤其在仅隔半年以后，罗氏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