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跨栏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随便一个老头没区别。
尽管出生在北京,阳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2010年6月8日,他的母亲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而他的父亲阳早在七年前过世。6月21日,两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齐撒在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们为了追寻革命的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60年的历史。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对于很多媒体和中国友人送给他父母的敬辞———“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乎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礼赞,阳和平的反应则是,“说不上,没必要”。
实际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样,常常缅怀毛泽东时代,而对当下中国的腐败、崇洋、物质至上的现状表示不满,“我母亲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在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度过,非常痛苦。”阳和平送走了母亲寒春之后,与早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说愿意在中国一直住下去。
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
阳和平今年58岁,在22岁前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后一段则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美国。
三年前,阳和平还在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ofDelaware)教经济学,但他开始困惑,自己到底图什么?“也就是混饭吃。学校里面没人能沟通思想,而中国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谈得来的人……落叶归根好像有点道理。”他也曾咨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国工人研究网的主编张耀祖,“我回到中国有用吗?”张耀祖的回答也很干脆:“反正你在美国对中国革命没有用,对世界革命也没用。”加之母亲寒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回到中国长居。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教授计量经济学的教职。
在中国养牛超过60年的寒春这时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农机院”)小王庄牛场,正面临被拆迁的传言。阳和平说,最初听说这里要建“大学城”,寒春也同意拆迁；可她后来发现,开发商打着大学城的名义,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气了,“农业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么?”于是寒春四处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领导的秘书,递纸条“告状”,被人称作“洋钉子户”。“现在钉子户死了,这没障碍了。”阳和平说。
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2年,已怀孕7月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随后,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寒春还叫JoanHinton时,她是美国一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学。作为“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的助手,Hinton也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Hint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感到“灵魂被出卖”,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学竟被用来制造杀人工具。1949年,在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像的窑洞里,阳早与寒春成婚。墙上挂着红旗,绣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八个大字。
记者问阳和平,他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阳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可惜什么?”出生40天后,阳和平就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阳和平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寒春说过,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已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于是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他觉得这个活“特别有意思”。
做了几个月的馒头之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
可实际上,走到山西阳泉以后,阳和平和卡玛就留了下来,在一座煤矿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参加革命”。
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正式成为一名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