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拉萨突然出现“自发的” 叛乱。一群群藏人要求让该地区实现独立，他们袭击民众和政府官员，破坏公共和私有财产，纵火抢掠，僧侣即便不是在鼓励这样的举劝，至少也是仁慈地对待这个事件。当局实施的行动——和类似情况下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洛杉矶、巴黎还是雅典都会来取的做法类似——引起了民主世界的“担忧”。甚至有人开始谈论抵制奥运会，或者只是抵制奥运会的某些活劝，或者利用这样的场合来批评中国当局的政策。政教分离的西方正在与宗教极端主义作斗争，并谴责伊朗阿亚图拉的权力，可是西方人似乎准备对忠于世界上最后一个僧侣政权的人给予支持。打着自由的旗号，声称有权拒绝现代化（包括学校、医院和中国在藏区所作的其他社会事业投资）。殊不知这样的拒绝从民主的角度来讲也是不正当的。
向世界各国展示自己积极发展的事实，这样的做法并非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宣传举动。恰恰相反，借奥运会之机来继续意识形态之战有违奥林匹克精神。通过奥运会来对主办国的政策施压，这正是在将奥运会政治化。被忽视的一点是，变革的过程被认为是在内部压力最小的条件下，自愿地逐渐走向开放，如呆外来压力大到超越了某个极限，那么就会抑制而不是加快变革的进程。我们看到了压力过大导致效率降低的现象。或者，也许，最终想达到的效果恰恰是让中国的改革减速，进而放慢中国的前进步伐！（作者 阿德里安·塞韦林 罗马尼亚欧洲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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