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告别”一章中，临终前的瞿秋白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书单：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我们也许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书单，临刑前开出一张书单来，不说绝无仅有，也肯定是难得一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与其说他是在荐书，不如说是希望自己有机会重温，就是说，这书单是他自我告白的一部分。
瞿秋白精通俄语，熟悉俄苏文学，这张书单上俄国与本国小说各据其半，顺理成章。《安娜·卡列尼娜》与《红楼梦》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不消说，《阿Q正传》彼时尚未有后来的崇高评价，但瞿秋白已是以名著视之了。其他三书（我怀疑《四十年》是误笔，因高尔基并没有这样一部书，而《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今译《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副标题恰是“四十年”）撇开水准、地位的高下不论，有一共同点，即主人公都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罗亭》更是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画廊里的经典之作，其主人公早已成为夸夸其谈，面对现实则束手无策的空谈家的代名词。罗亭是一个极想有为，又被落在肩上的责任吓坏了的人，他的最后死于巴黎巷战，并不是因为他已出离“多余”状态，有了一份坚定；投身到外国人的革命中，毋宁是他对现实的另一种逃避。瞿秋白是中共党内的理论家，在另一意义上，照他在《多余的话》中的自省，他也是个“理论家”，昧于实际。在现实中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尽管卷入实际的政治斗争，且一度成为政治领袖，尽管郑超麟认定他在党内斗争中也使过手腕，但以自白书中的纠结而论，他以罗亭自况，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最让人意外的，是他提到了茅盾的《动摇》。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动摇》都没有资格与书单里的其他几部平起平坐，此外，“蚀”三部曲中这部描写大革命之作流露出消沉、彷徨的情绪，其不符政治正确，是瞿本人在文章中也嘲讽过的；他参与了意见，又曾高度评价的茅盾作品是《子夜》，此时他反倒不提了。我们只能推断，也许是《动摇》中方罗兰的处境，还有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让他心有戚戚吧？当他高度评价《子夜》时，文学对于他还是现实斗争的工具，此时，则成为“苦闷的象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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