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物传记中谈到钮有恒的家庭背景时，都说她是清道光年间湖州状元钮福保的孙女，其实这是牵强附会。据《吴兴钮氏西支家谱》记载，钮有恒的祖父钮福钟与钮福保是同祖父堂兄弟，所以钮有恒只不过是钮福保的族孙女。钮有恒的父亲钮承聪生不逢时，虽乡试第二十五名，例授修职郎。但正赶上太平天国战祸，家中不少亲属死于非命。钮承聪侥幸活下来，战后菰城经济元气大伤，他靠为人占卜算命谋生，艰难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光绪二十七年（1901）12月去世。
钮有恒（1886—1942）生长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中，从小就饱受生活艰辛世态炎凉，特殊的生活经历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个性。她终生信仰佛教，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同时又是思想激进的奇女子，积极支持戴季陶的革命事业。钮有恒7岁就开始修佛礼道，17岁那年她决定出家修行，到南浔依塔院当尼姑。后经母兄苦劝才离开寺院到南浔浔溪女校读书。浔溪女校的校长徐自华与教员秋瑾都是颇有名气的女中豪杰，钮有恒与秋瑾关系密切，跟随秋瑾做了一些早期的革命倡导和宣传工作。秋瑾被捕后她受牵连被迫离开浔溪女校，将本名钮浩改为钮有恒进入吴兴女校继续读书。钮有恒聪慧过人，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受陈英士、杨谱笙招聘到上海的吴兴旅沪女校任教师。
1910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来，在苏州认识了苏州知府的好友钮耕孙，相谈甚欢，钮耕孙看好这位年青人，将侄女钮有恒介绍给他认识。两人一见倾心，当即订婚，此时戴季陶19岁，钮有恒24岁，1911年两人在上海成婚。新婚伊始，戴季陶主笔的《天铎报》因反清立场而被清政府查封，戴季陶只身出逃日本长琦。不久，戴季陶因想念新婚妻子，以为风声已过便秘密潜回国，直奔湖州。岂料清廷捕快就在钮有恒借住的潜园守先阁外埋伏，守株待兔。幸亏钮家在当地颇有人脉，戴季陶刚下轮船就有人通风报信，钮有恒派侄子半路拦住，将他带到安全地方，才得以幸免。
钮有恒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有胆有识，敢说敢干，戴季陶对她敬畏有加私下里叫“姐姐”。1926年戴季陶因支持“西山会议”被国民党二大训令处分，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到湖州，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几近痴呆，幸亏钮有恒多方寻医访药才得以康复。出院时医生嘱咐少说话多休息。戴季陶喜夸夸其谈，如有朋友来访必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钮有恒想出一个高招，在会客室隔壁房间安装一只铜铃，遇到戴与人谈话过久或有激动趋势，就摇铃示意提醒。戴季陶每闻隔壁铃声响，便心领神会乖乖打住。1927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再度合作，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央执委及考试院院长。在某次中常委会上，戴季陶又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完全不顾别人的白眼和会议主持人胡汉民的暗示。深知老朋友秘密的胡汉民不动声色写了张纸条“你姐姐来了”递过去，戴季陶见条会意一笑，即刻停止喋喋不休。
相传戴季陶为国民党起草《党员守则》时，苦思冥想写了“仁政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等十一条后，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第十二条了。正愁眉不展之时，夫人送来了新沏的莫干黄芽茶，戴季陶灵台一亮，提笔写道；“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这十二条后来成了国民党大会小议必背诵的玩意儿。有人开玩笑说，就因为名字天天被这么多人念叨，所以终日吃斋念经的戴夫人才折寿只活到57岁。
钮有恒婚后对戴季陶管束甚严，在国民党高层被称为“河东三狮”之一。从1918年起，为了管理在湖州、长兴新置的田地房产，钮有恒经常呆在湖州潜园。她将自已的外甥女赵文淑送到上海渔阳里旧居，以便照顾戴季陶的衣食住行，她将自已的外甥女赵文淑送到上海渔阳里旧。孤男寡女长期同居一室，岂有不出事之理。钮有恒不久就觉察了此事，但并未大吵大闹，而是默认了他们这种关系，三方平安共处，直至1942年9月钮有恒突发脑溢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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