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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园林集景资料整理

“兹园面群山,左右环溪带”,这是清代抗英名将姚莹写桐城园林的诗句。世人皆知安徽桐城因“桐城派”而声名远播,而对桐城独揽明清园林之胜知之不多。我观桐城小城有一奇绝现象,就是以“园”为名的地方很多,譬如讲学园、怡园、泳园、亦园、兹园、五亩园、逸园、遂园、勺园等,大多为明清时期桐城文化名人、世家大族所建。据《桐城县志》记载,桐城自古有建园林之风,明清时期最为兴盛,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都曾盛极一时。迄今城内各类古典园林建筑遗存尚有40余处,仍在默默地诠释着古老桐城的人文历史。读懂了它们,或许就会明白“桐城派”独领几百年文坛风骚的秘密。
桐城古典园林之胜首在于“隐”。小城是“隐”的,隐藏在龙眠山下。水自山上引来,从北门西入城,流向后山之东,再弯曲流向西南方向经水门出城;支流从县署向南流至东南方向出水门。这二水分流,让整个小城变得滋润起来,树就长得格外高大,浓荫下的小桥、寺庵、庙宇、祠堂、园林,都是分散布局,在随意中露出匠心。城中的主要街道是南大街、紫来街、东大街、北大街,虽然走过了千年岁月,仍然清晰地勾画出古老城池的风貌。一段一段弯曲的巷子,仿佛小城的毛细血管,难怪有“七拐八角九弄十三巷”之称呢。当年方以智、左光斗、戴名世、方苞、姚鼐、何如宠、张英、张廷玉、朱光潜等一大批名字如雷贯耳的先贤,就随意地走在这寻常街巷之中,在勤政为学之余,与百姓共话桑麻。蜿蜒的城墙再把这一切温暖地包裹起来,构成了一座圆形的城池。著名建筑学家张驭寰曾专门撰有《圆圆的桐城》一文,指出:我国城池的取型基本上都是根据《考工记》的王城制度,建成方形;而桐城的城池构成正圆形,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圆形城池。“全国唯一”呀,足够让外地游人心生无边的遐想了。何况它还是一种典型的园林式城池呢!那种山色有无间的深藏,那种曲径通幽的境界,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怎不让人变得更加平静、唯美呢!怪不得众多的文人墨客被吸引而来,在此设馆讲学,而桐城的学子们也就潜下心来,认真研读诗文,以致这座小城终于人文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

完全以一种皇家园林风范雄踞老城中心的桐城文庙,则以深藏中的脱颖、开放,成为桐城文化的象征。它大殿恢宏、宫墙幽雅、桥廊古朴、石坊如歌、飞檐似梦,如诗如画……其南面临广场,东西北三面为名人故居集中的老街所环拥,有如众星拱月。文庙始建于元代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作为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它以“御道”为中轴线,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东西长庑等。传闻“天启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百科全书”式大哲学家方以智、“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以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众多名臣硕儒,于成名前均从泮桥上步入大成殿祭孔,以致金榜题名,故誉“泮桥”为“状元桥”。迄今,人们仍视登斯桥为吉祥如意之乐事。整个文庙建筑,有许多的砖刻、木雕和汉白玉雕,仅文庙门楼就有镂空木雕、浮雕60多处,如“入平仲学”、“侍席鲁君”等孔子生平故事,还有“渔樵耕读”、“魁星点斗”等,多为鼓励士子们奋发苦读之意,逼真传神,生动有趣。或许是文庙的兴建,进一步促进了桐城文风的昌盛。明清时代,桐城考中举人的有640人,进士240人,以此步入仕途的就有786人之多。那“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父子双宰相”、“一门十进士”等说法不就是桐城人文盛况的写照么,你也就不会奇怪“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了。
最具江南园林情调的应是桐城中学。这所与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同龄、且均由桐城派最后的宗师吴汝纶一手创办的学校,已经走过了105年的悠悠岁月。清幽宜人的校园里,楼台亭阁,花木繁茂,绿草如茵,古树参天,流泉喷雪,人文景观移步皆是。而那株华盖参天的银杏树尤其引人瞩目。史料记载,此树是清代文章大家姚鼐亲手所植,故名“惜抱轩银杏”。姚鼐生于桐城南门树德堂的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后由于家境困窘,树德堂豪宅售于张氏,举家移居北门口的初复堂,受教于方泽(方东树曾祖),又与尤爱吟诵诗文的左笔泉(左光斗后代)为邻,深受浸染。八岁的姚鼐在书房“惜抱轩”边亲手载下这株银杏树,表达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当年惜抱先生主动隐退京门官场,开馆授徒四十五年,三千弟子犹如古银杏开枝散叶,文章薪火,代代相传。仿佛冥冥中的定数,姚鼐故居后来被吴汝纶改建为桐城中学堂,这也许正顺合了惜抱先生的本意吧。而吴汝纶先生手植的翠柏和藤蔓至今仍然生机勃勃,莘莘学子牢记其告诫,不效藤蔓葡匐在地,立身如柏勉成国器。再往前走,你会看到被建筑学家誉为“凝固的音乐”的半山阁,青砖碧瓦、飞角翘檐。而学子们课堂上读完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课后就能走进建于明代的左忠毅公祠,感受左氏几代贤良的铮铮铁骨。“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是集六朝文人名句的石柱刻吧,著名语言学家方守敦的手笔,寄托了先贤对后学的厚望,更让到此瞻仰的人们流连沉思。兴许邓小平先生也被深深吸引,当年将二野渡江指挥部设在这里,在叱咤风云和指挥若定中,不忘感受小城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依依不舍地步出桐城中学,走进西环城路东侧的勺园,你仿佛还能倾听到桐城派“四祖”之一、清代文学大家刘大櫆在此讲学的金声玉振。勺园本是张若矩家的园林,当年刘大櫆“憩勺园之闲敞,何池亭之幽邃,敷簟席以连床,历晦明而相对。值花时之蓓蕾,每肆筵而举觯。”后来清代大学者方宗诚在此建藏书楼,名为“九间楼”。九间楼的北面有亭名曰“凌寒亭”,是其子方守敦做诗的地方。站在勺园中,看长满青苔的百年古井,满月一样的园门,以及那凌寒绽放的梅花和爬满藤萝的古墙,刘大櫆、方东树、方宗诚、方守敦、方孝岳、方令儒、方玮德、舒芜等一大批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其响亮的名字在眼前奔涌迭现,让你对这个小园油然而生无限敬意,不禁想化作那园中的一株小草,以期日日聆听几代文学大师的为文真谛和做人教诲。
站在寺巷口的凤仪里,你会感慨什么是“有凤来仪”。这里作为名满天下的“桂林方氏”繁衍兴盛之地,走出了无数方氏名人。梁实秋曾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仅次于曲阜孔氏”。当代学者钱理群也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之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所以黄苗子谓之“话到桐城必数方”。提到桐城方,又不能不提方以智。吴孟复在他的《桐城文派述论》中说,“桐城学者规模最广、成就最大者,首推方以智。”这位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桐城先贤,至今仍在中国哲学史和科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也是我国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以智父曾在方氏宅第附近建“泽园”,令其课读于园内,以智则在园内与同学孙临、周歧等人结“永社”,相互酬唱。所谓“泽园”,《方以智密之诗抄》中解释说,“取丽泽之意。”并在《孙武公集序》中记叙:“余往与农父、克咸处泽园,好悲歌,盖数年所,无不得歌至夜半也。农父长余,克威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谓天下狂生也。”然而,随着几百年光阴的无情冲洗,那个伴龙眠河滨、贮桐溪之水的泽园至今再也寻觅不到一丝踪迹。好在以智祖父廷尉之宅第、后被其孙方正瑗改称“潇洒园”的主体建筑仍保存完好,清同治朝兵部尚书彭玉麟赠题的“潇洒园”匾手迹今存。随着桐城文博馆项目的启动,“潇洒园”必将重新向世人展现其厚重的人文风采。
与泽园名字让人闻之生津相比,北园似乎只是方位名词。然而,北园曾经是杰出的爱国者、台湾首任兵备道姚莹情有独钟的地方。桐城这座小城依龙眠山而建,而龙眠山亦部分包在了城内,北园因为建在林木阴翳、花盘错落的山腰,就更显得幽静旷阔、巨胜流膏。姚莹常与同窗好友夜游北园,举觞痛饮直至东方渐晓。他在《北园宴集序》这样描述北园:“环山带水,松竹郁深。投子龙眠,云烟苍翠接其外;广轩曲池,鱼鸟翛然畅其中。近郭之胜,既无以逾矣。”又诗曰:“兹园面群山,左右环溪带。中有万竿竹,苍龙偃松盖。”读之令人神往不已。姚莹在此与众友聚宴相互砥砺时,常象方以智一样长歌狂啸,一抒胸中块垒。作为姚鼐的侄孙,姚莹学问文章、道义宦绩皆有,后来成了抗英名将。而常与姚莹聚宴的刘开、方东树等人后来也都成了桐城派的顶尖人物。

北园的喧嚣似乎也不再属于龙眠山庄。九百余年的时间长河,足以抹去一切痕迹。但李公麟气势恢宏的二十幅《龙眠山庄图》已成为“世所宝传”(《宋史》言)。作为“宋画第一”,公麟不爱京都繁华地,偏偏隐居故乡龙眠山,与山林为伍,与归鸟同巢,超然尘外。好在苏轼、苏辙、黄庭坚等知己好友时时牵挂着他,纷纷来龙眠山探访,一时留下多少诗话。龙眠山因公麟之画而名扬天下,后世桐城名家巨族纷纷效法李公麟,筑园林别业于龙眠山中。如明代大学士何如宠筑“遂园”,大司马孙晋筑“椒园”,巡抚赵𬬩构“杏花村”,都御史左光斗造“三都馆”,翰林院编修姚文燮建黄柏山房,巡抚方大任、诗人方文营建碾玉峡山房,戴名世曾祖戴震造太古山房和响雪亭、清初大学士张英造赐金园……使得龙眠山人文景观遍布,摩崖石刻、名人游记也洋洋大观。

明末著名学者钱澄之在论及桐城园林与其他地方园林不同之处时,就以龙眠山黄檗山居为例,说桐城园林“有真山水为之质耳。”一个“质”字,精妙地拈出了桐城园林的个性特征,也仿佛回答了桐城文章冠于天下的秘密。但是,今天的桐城园林还是寂寞的,它们隐藏在苏杭园林的热闹之后,只有园林学者及建筑专家们在著书立说时偶尔提及,还有寻古访幽的文人骚客偶尔来这里发一些感叹。好在生活在小城的人们并不在意寂寞与否,他们与这些弥足珍贵的园林或遗迹朝夕相伴、血脉相连,在尽享前贤的泽被中书写着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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